政策效应趋弱化 资源有价成共识

　　现代人足不出户轻点手机，半个小时后一份热腾腾的美食便可摆上餐桌，两小时内网上超市的生活用品就送到门前。外卖、快递方便了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但随之衍生的环境问题也值得思考。

　　“限塑令”从2008年6月1日落地至今已整整十年，它改变了人们的购物习惯。不过，从农贸市场、超市，到快递、外卖，生活中塑料袋的身影还很常见。如今，“限塑令”的政策效应正在逐渐弱化，要如何止住白色污染，还需多方发力。

　　十年前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简称“限塑令”）精确指出，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其中“限”就是指限制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按照“限塑令”要求，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的包括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

　　国家发展改革委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自限塑以来至2016年，全国商超塑料袋使用量普遍减少2/3以上，累计减少塑料购物袋140万吨左右。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快递、外卖等行业逐渐火爆，其中塑料包装袋、塑料气泡膜、餐盒等的用量在一直上升，“限塑令”的效果开始逐渐弱化。而且，外卖是在“限塑令”实行后才强势崛起的行业，也是“限塑令”执行中的灰色地带，国家并未明确是否将外卖行业纳入“限塑令”执行对象。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孟素荷对媒体表示，外卖订餐慢慢的变成了人们生活中普遍的消费模式，巨大的消费需求驱动行业快速地发展。如果按食品制造业增长率为6%估算，网络餐饮的增长率已高达88%。

　　据相关数据统计，“美团外卖”日均超过1300万单，“饿了么”日均约900万单，“百度外卖”以市场占有率推算约为200万单。有环保组织研究分析发现，平均每单外卖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杯。以此计算，这3家平台每天将产生近 8000 万个一次性餐具。

　　外卖餐盒和包装袋理论上属于可回收物品，然而由于其质地轻薄的特点，在物资回收者眼里不具备回收价值，陷入了难以再利用的尴尬境地。“谁都不愿意去捡满是油污的餐盒，还得花力气清洗，回收塑料餐盒的价格每公斤还不到2元，利润太薄，回收意义不大。”一位废品回收人员告诉记者。

　　6月5日是第47个“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确定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塑战速决”，我国生态环境部确定的主题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南京财经大学的学生团队结合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和热点环境问题，用近一年时间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了多个省市区的快递包装污染情况。调研结果为，将近80%的人并没意识到快递纸箱塑料包装污染问题。

　　据调查，目前市场上的快递包装使用的材料主要有聚乙烯、纸板、牛卡纸、气垫膜等，其中塑料袋使用量非常大。而快递用的塑料袋往往成分很复杂，主要由化工材料、生活垃圾等再加工而成，含有有害污染物质，不能重新加工，也不能降解，大多数只能填埋或焚烧，这对人和环境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业内人士介绍，快递纸箱塑料包装常用的透明胶带主要材料是PVC（聚氯乙烯）。废弃的PVC埋在土里经过100年都不会降解，大量地使用一次性PVC产品将对自然环境导致非常严重破坏。

　　据国家邮政局去年下半年发布的《2017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全国快递业塑料袋年使用量近150亿个，这些包装袋的使用效率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的。

　　“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快递纸箱塑料包装的国家标准，还是回收利用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很多方面都处于空白状态，亟须补课。”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红梅对此表示。

　　尽管从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快递暂行条例》明白准确地提出，鼓励快递公司使用环保包装材料、回收快件包装材料，但推广起来难度不小。

　　“可降解是解决环保问题的手段之一，然而落地推广却遭遇瓶颈，最直接的困难就是成本。”江南大学教授金征宇介绍，目前，技术层面没问题，淀粉加入包装材料实现可降解“淀粉基”材料技术难题已经完全解决，但可降解材料成本比普通塑料成本高出十几倍。

　　面对新兴业态对塑料制品消耗的快速上升所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今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开设“我为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专栏，意在汇聚社会各界智慧，研究制定防治塑料垃圾污染的政策文件。按照“限制一批、替代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对不同生产、生活、消费等情形中使用的塑料制品，分领域、分品类提出政策措施。

　　“塑料袋治理与解决别的环境问题很相似，并不能仅靠限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生态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林波和记者说，快递、外卖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塑料制品带来的副作用，还要靠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来解决。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盛敏曾在参加相关行业会议时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对于废弃塑料等再生资源的回收还没有相应的补贴机制。但有两种方式可借鉴，一种是欧洲模式，通过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政策，对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处理进行补贴；另一种是日本模式，通过培养国民素质，从源头上做好垃圾分类。日本的垃圾分类也给张林波留下深刻印象，“分类细化到十几种，一个矿泉水瓶，瓶盖、瓶身、标签都是要分开回收的”。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态废料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认为，过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产生，而是它通过对塑料袋收费，向社会传递了“资源有价，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号。

　　“很多人不思考，只觉得塑料袋是个大问题，所以一边吃着塑料盒包装的外卖一边痛骂塑料的罪恶。真正思考了，你会发现处处都是问题。”刘建国说。